黑塞诗22首

认识黑塞，如果站在文学的角度，许多人都能指出黑塞的不足，他的小说情节性不强，思想晦涩，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就是哲学的翻版。。。他的小说里比如《荒原狼》里很多篇幅都在写主人公的自我纠结，有人会觉得很无意义，无聊，啰嗦，有人说他脱离现实，有人说他个人幼稚。我当真觉得可笑，尤其是说他幼稚的。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为一个诗人，他关注更多的是自我灵魂的成长，所以他能达到的深刻是显而易见的，而他的小说的几乎都是描写灵魂成长的，所以自然不是偏重现实的，我们都知道他是浪漫主义作家。说起他的小说，有人会觉得晦涩难懂，的确，"或许你知道那叫做癫狂，可是你却无法完全理解，因为你那是天才的杰作——詹姆斯·乔伊斯"，但是，对于年轻人对于那些正在确立价值观思想观的人而言，他的小说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还有他的散文是极美的，真诚又飘逸。说说他本人吧，有人说他封闭，有人说他悲观。这怎么解？当时他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争的惨像，人类的暴虐和疯狂，尤其还因为他反战竟被诬为叛国，他被祖国驱逐，不得不流亡海外，当时的整个世界都是疯狂而失去理性的，价值体系的崩溃，道德，善良，人性中这些积极的东西都遭受怀疑，所有这些现状下，没有人可以无视这些暴力与惨像，而大谈特谈乐观，黑塞是深刻而悲观的，那样的背景下，他反思人性，反思人类文明该何去何从，试图在乌托邦里重建价值。黑塞的性格里孤独是深深刻印的，由于他那天才的思想，所以他的同伴是极少的，他不属于大多数人。有人说他幼稚，我真是觉得可笑。为什么每次战争后，都会有黑塞热呢？因为天下太平的时候，人们极少关心深刻的东西，像价值思想之类的，对于一般人而言肤浅的东西是更容易消化，没有意外的话人们一般倾向于轻松的娱乐，而避免谈起深刻的东西。只有灾难和死亡面前，人们才会被迫直视生命本身。这是基本规律，所谓大众。总而言之，为一个文学家，黑塞或许会被那些个吹毛求疵的批评家评头论足，但作为一个“人”，黑塞是无可指摘的。

献词

青春的离去

夏，累了，低下头颅，

凝望湖面它泛黄的身影。

我已走累，风尘仆仆，

林荫路上踽踽独步。

杨树间吹过怯怯的风，

红红的，是我身后的天空，

面前是对黄昏的恐惧，

是死亡，是朦胧。

灰尘满身，我蹒跚前行，

青春已在身后驻步踌躇，

她垂下俏丽的头颅，

不愿陪我走日后的路。

死鬼夜行

夜里死鬼横穿小城，

一个窗口还在楼顶泛红，

那里坐着一位病诗人，

依然醒着，斟酌着诗行。

死鬼轻轻撞开窗口，

吹灭了昏暗的挂灯。

他一颦一笑，伴一缕轻烟，

小城与房子遂陷黑夜茫茫。

八月

这是夏季最美的一天，

之后，它会在沉寂的房屋前，

在甜美鸟鸣与芬芳的香气中，

悄然离去，不再回返。

这一刻如此辉煌灿烂，

夏，展出了它全盛的美艳，

红彤彤的

要庆祝它的最后一个夜晚。

文学家之歌

这是年轻人的权利与自豪：

我们成材，自另一种木料，

不同于多少年前的人们，

我们热爱生命，

亦不将日子和岁月计较。

我们还能大把大把地

将金色青春消磨；

刚刚笑着醒悟

先前努力的失误，

第二次爱的涌动，又莽撞起步。

只是有时我还要畅想：

如果岁月流逝，

热血强健之手变得倦软，

寻常劳作不再能承受，那将怎样？

如果强盛不疲的爱火，

终归于倦怠，

歇息于奄奄星火之间，

如果你的双唇润红不再，那将怎样？

那么，对飞翔的渴望，

是否还可将你救出日间羁绊，

带你到蓝岛之上？

那里有你梦泉的喷涌，

那里，在对美之图像的憧憬中，

你的心可忘却所有苦痛，

那里就是我的家乡。

哦，家乡，哦，渴望！请给我力量，

战胜日间劳役，用激情

救下我的艺术火光！

让我受难的、

相信你奇迹的沉重的头颅，

终于能安睡在你的怀中。

请给我力量，一生一世之长；

在奋斗、成功与失败中，

让渴望永远像雄鹰般骄傲，

望见岩缝、险阻之后，

最后它还能

注目那火红的家乡。

让我的爱与文学者的目光，

将苦恼过失与担忧掠过，面向朝阳，

我的爱，怎样孤独、遥远，面向未来，

又包罗万象。

致美人

在我童年的时光，

你罩护着我，以你宽广的翅膀：

不论近前的油绿，还是远处的金黄！

在遥远的天边，

你为我造出了渴望之乡。

在我青春的年华，

你，一头鬈发的高贵女人，

引我迈出了勇敢的舞步，引我去历险，

还带给我思量生与死的夜晚。

我那渴望之乡，每个夜晚，

都在火红的天边闪光。

舞步、历险

已沉入幽暗的时间之河，

我的孤寂

无际无边，四处膨胀。

绿色金色与天空都已消失；

我的渴望之乡，

就在我生病的心岸上。

面向岸边

我张开双臂。渴望

令我的目光将生死超越，

我的歌已为你跪下，

你可会再来？

我的生命在我膝上。

在我的渴望之乡，

神殿已可举行典礼。我能看到那高墙，

能嗅到那儿飘来的芳香。

如果我的眼睛再不能看见，

你说，美人，黝黑的艄公，

能否带我回家？

初夏之夜

天上雷鸣电闪，

花园里，

一棵椴树在抖颤。

天色已晚。

一道天光，

灰白明亮，

一个个大湿眼睁开，

瞠目水塘。

草茎摇荡，

花朵还在上方，

似有锋利镰刀的

横扫声响。

天上雷鸣电闪，

空气湿闷，

“你也感到了吗？”

我的姑娘声音抖颤。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夜里

才莽撞、悄悄地找到你，

为了不让你忘记我，

于是我带走了你的心。

现在那整颗心都在我这里，

是好是歹，都是我的；

我的爱在肆野燃烧，

没有哪个天使能把你救去。

建议

嘿，小伙子，自己去找路，

让我接着走！

我得披星戴月，顶风冒雨，

我的路还长，尽是辛苦，

最好去跟别人走！

那些道路直通平坦，有众人脚步，

我要孤独，

要为之生存，为之祈福。

你看我站在山上，

不要将我的羽翼嫉妒！

你会以为我站得很高，离天很近——

在我眼里，这山不过一座小土丘。

我的快乐爱情

我的快乐爱情将我抛弃，

我找她，在所有的巷子里，

可她已离我远去，

落入了明媚的桦树林，

她的四肢柔美而舒展，

她自喜于自己的妙美体形。

她在那儿与精灵们跳舞游戏，

长长的鬈发

顺着雪白脖颈飘逸，

她采龙胆花打发时间，

晚上让月光

浴洒她的胴体。

我只想静候在此，

小心地，将门窗关紧，

然后躺倒在凉枕里。

如果有一天，她厌倦了绿林，

又将回路找到，

她必须先把门敲。

西尔槽

巨杉底下我来歇息，

眼前重现往日记忆，

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

头一次忧伤，伴着同样的林间气息。

就躺在这儿——这片青苔地，

我做了个男孩儿梦，野性而羞涩地。

那是一个女孩，身材苗条，一头金发，

那就是我花环中，第一朵玫瑰花。

时间流逝，梦境迷离，

这一个远去，另一个走近——

直到再一次离去！

可折磨我的，还是那第一张图画。

她是谁啊？我只知道，

她：可爱美丽，身材苗条，一头金发。

春天1

昏暗地窖里，

我已梦你很久，

想你的树木，你的芳香，

想那蓝天与鸟儿的鸣唱。

而现在，你这番装扮，

辉煌灿烂，

展现于我面前，如被光彩浇灌，

奇迹一般。

你又将我认出，

轻柔地将我引诱，

你这神圣的复出，

让我的四肢都在抖动。

暮蓝

哦，多么妙美纯净，

你这傍晚天空的碧蓝！

你从紫红与金黄中脱出，

平和而谨然，秀美舒展。

你好似蓝色海洋，

幸福就在船锚之前徜徉，

那是神圣的休憩，

尘世烦恼滴落船桨。

露露

那一刻，我感到了

你娴静美丽之近，

如同云朵的影子

掠过高坡上的草地。

在梦与梦间，

生活不时将我找回，

它闪着金光，热情将我诱惑，

然后光亮熄灭——我还要继续做梦。

梦盼那清醒时刻，

要梦，当我合眼睡去，

那佳运的凉影

可否在我上方滑过。

致父母

那些年，对你们何其艰难，

而对我，对我们这些孩儿，

却是纯美、快乐而亲切，

奇妙无边。

对你们，那是辛苦的忧愁之路，

对我们却是一串轻盈的少年脚步！

在我们，它似一阵香气飘过，

在你们却悠长延绵。

在你们，却是悠悠长途。

现在，我们还要将生活体验，

要经历一个个春秋寒暑，

要用我们年轻强壮的手，

将日子做个扭转：

你们应该休息，

让我们来担生活的重负！

诺瓦利斯

自你甜美韵章，

吹来扑鼻的青春芳香，

它悄无声响，消融在

我多彩的文学梦乡！

十 月 革 命 后 的 俄 国 文 学

第一节　革命和文学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圣彼得堡爆发的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地球上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时代。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社会中的一切，自然也要改变传统的俄国文学。十月革命对文学的巨大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内容的根本性变化上。无产阶级的文学，在人类的艺术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社会中的主导文学，无产阶级首次得以理直气壮表达其感情和思想，其阶级态度和人生价值观。

十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运动，因而，它必然会赢得一个阶级或社会上某一些人的衷心拥护，同时遭到另一个阶级或社会上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作家队伍的分化就由此而来。革命后，一部分作家视十月革命为“自己的革命”，满腔热情地为之欢呼、喝彩，他们与革命后新涌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一同，高唱革命的赞歌，构成十月革命后俄国新文学的主力军。而社会上的贵族作家或通过文学成为社会新贵族的作家们，对十月革命大都持敌视态度，他们或沉默不语，或出面攻击，或背井离乡。在这一时期离开俄国、选择侨民生活的著名作家为数不少。十月革命后的第三类作家，是所谓的“同路人”作家，他们没有抛弃祖国和现实，但也没有表明对革命的完全接受。这些人大多在继续他们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因此，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内容往往更客观一些，在艺术上也显得更成熟一些。总之，按对十月革命所持态度而论，可将当时的俄国作家大致划分为以上三大类。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文学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3）一书影响很大，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这位俄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在紧张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余，居然还写出了这样一本探讨新文学的理论著作。该书实为一部论文集，在成书之前，其中的大部分文字都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上刊载过。作者将十月革命后数年间的文学划分为“非十月革命文学”、“同路人文学”、“革命文学”等几大类，在“非十月革命文学”之中又作了“流亡文学”、“岛民文学”、“靠拢文学”、“神秘主义文学”等划分，这些文学都是托洛茨基完全否定的对象。对于“革命文学”，托洛茨基令人奇怪地并没有太多的论述，相比之下，关于所谓“同路人”文学的论述则构成了《文学与革命》中最精彩的篇章。

“同路人”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曾是不同批评阵营相互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那些争论，也由于托洛茨基的论述，“文学同路人”已成为苏联文学史中的一个经典性词汇。托洛茨基对于“同路人”的定义是：“我们在文学中和在政治中一样，将这样的人称为‘同路人’：他们正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个已知的点，沿着我们大家已在其上走出老远的那同一条路。”“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不是整体地把握革命的，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的他们也感到陌生。”由于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去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托洛茨基又称他们为“农夫化的作家”，称他们的创作为一种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革命和内战的枪炮轰鸣时，缪斯几乎完全沉寂，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复活的，复活之后它又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同路人作家是革命后几年中文学创作的主力。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以勃洛克、叶赛宁、皮里尼亚克、克留耶夫、符·伊万诺夫、莎吉娘、阿赫马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等人为对象，分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艺术创作。作者既充满热情、又十分严厉的批评文字，构成了本书最长、也最精彩的一章。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给予较多论述的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了苏联文学的大家，在苏联文学史上都留有或深或浅的足迹。这虽不能说是托洛茨基的评论起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说明托洛茨基当时的文学洞察力及文学感受力是准确的。同路人作家不仅充实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而且也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奠基、发展乃至若干年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一批人，托洛茨基在当时就能持较为客观、宽容的批评态度，是可贵的。这大约也是《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以至托洛茨基整个文学思想中最积极、最有益的东西。

《文学与革命》不是一本尽善尽美的书，它的结构不够严密，观点时常偏激，论述多有重复。但是，作为一部革命活动家的文学专著，它为如何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借鉴；作为一本在20年代的苏联权威一时的文学评论集，它是富有价值的文学史文献。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尤其是其发轫的初期形态，要了解苏联文学尤其是它新生的早年，读一读《文学与革命》是不无裨益的。

十月革命对文字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俄国文学的内容乃至形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学的惯性是很大的，传统的俄国文学并未在十月革命后立即改变一切。例如，20世纪初的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仍继续存在，有些派别，如未来派，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此外，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年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被迫要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内外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去，繁荣、发展文学的事业一时还难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文学相对于其他领域，在一段时间里要“自由”得多。直到1932年的作家代表大会后，文学和文学家才被在思想上归入意识形态、在组织上纳入政府机构，成为党和政府有力的“武器”。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10余年时间里，新生的苏维埃文学经历了一条从幼稚到成熟、从繁杂到统一的道路。革命后，最为繁荣的首先是新诗歌，无产阶级诗歌和农民诗歌相互呼应，由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和叶赛宁构成的新诗的三驾马车辉煌地驰骋。稍后，苏维埃俄罗斯的小说创作也开始显露出其个性，它塑造出的独特的英雄形象群为世界文学所罕见。一种崭新的文学，毕竟在十月革命后短短的几年中建立了起来。在创建新文学的工作中，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与其他一些革命作家一同，为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大厦垒下了最初的基石，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的经典作家。

第二节　20年代的文学团体

十月革命后，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余波仍在继续扩散，稍后，新经济政策时期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氛围又为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领地。在这种形势下，众多的私人出版社纷纷成立，各种报刊纷纷创办，在文学界则涌现出了许多文学团体，它们与一些十月革命前即已存在的文学流派一同，彼此间或激烈对峙，或友好竞争，把当时的文坛装点得异常繁荣、精彩。在这些团体中，活动比较经常、影响比较大的有“未来派”、“意象派”、“列夫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拉普派”、“锻冶场”、“谢拉皮翁兄弟”等。

“意象派”成立于1919年2月。这个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因著名诗人叶赛宁的加盟而名声大振。这个主要由诗人组成的团体，把对形象，尤其是奇特形象的追求当成他们创作的唯一目的，同时也将此列为艺术的唯一使命。他们在宣言中宣誓，要作“真正的艺术匠师”，像擦皮鞋一样“从形式上擦除内容的灰尘”。对形象的极端崇拜无疑是一种错误，但是，这种崇拜在叶赛宁诗歌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却是新鲜、诱人的。

团结在《锻冶场》杂志周围的一些工人诗人，构成了文学团体“锻冶场”，和该团体的称谓一样，该团体成员及其创作体现着浓烈的工业味，他们强调诗歌的“机器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和“非无产阶级的”同时代作品抱敌视态度。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宽容措施曾让这一批作家感到茫然，因而在创作中表达过一些消极、失望的情绪。后来，曾加入该团体的革拉特科夫、里亚什科等人创作出了《水泥》、《熔铁炉》等反映大工业生活的长篇小说，才使得该团体具有了与其他文学团体相抗衡的艺术实力。

“谢拉皮翁兄弟”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团体，是一个与别的流派争论最少、其成员最潜心于文学创作的团体，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也是一个文学成就最大的团体。加入“兄弟”行列的，有左琴科、楚科夫斯基、费定、吉洪诺夫、符·伊万诺夫、卡维林等人。他们没有发表过共同宣言，但他们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创作倾向，即主张文学超然于政治和革命之外，“排斥任何倾向”。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落后”于时代，且有形式主义之嫌，但这一主张却使其成员能够安坐于书斋之中，修养其文学技巧，从而在后来成长为俄国文学的大家。

“列夫派”实际上是“未来派”的继续，十月革命并未阻止未来派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继续发展。革命后，这一流派迅速站到革命一边，它一面继续坚持反传统的立场和革新语言的尝试，一面标榜自己为最革命的、纯无产阶级的艺术，宣称“未来主义就是国家艺术”。20年代，未来派在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逐渐衰落之后，“列夫派”作为其替身出现了。“列夫”系俄文“左翼艺术阵线”的缩写。该派的主要活动家大都系原未来派的成员，如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阿谢耶夫、克鲁乔内赫等。除仍旧主张反传统、新形式外，列夫派还提出了“生产技术”、“社会订货”等庸俗化的口号，试图消灭艺术的特性。

与“列夫派”同样自我标榜为新的革命艺术之代表的，还有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个成立于十月革命前夕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在革命后迅速发展，拥有几十种报刊和几十万会员。其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对新文化的建设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该派的领导人鲍格丹诺夫等人却在理论上对他们的追随者作了错误的引导。根据所谓的“组织经验说”，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化都是反动的、落后的，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可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一“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虽然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官方和其他方面的激烈抨击，但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一思想却时隐时现，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俄苏文学的发展进程。

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都自封为最革命的艺术，因而，它们之间的争论就在所难免了。两派虽然在反对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上态度一致，但在如何建立新文学的问题上却争论不休。同样的论争，还发生在托洛茨基和“拉普”中的“岗位派”之间。

“拉普”系俄文“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它是20—30年代俄罗斯最大的文学团体，它在基层拥有分支组织，会员达万余，办有杂志多种。20年代后期，“拉普”主要的阵地是《在岗位上》以及后来的《在文学岗位上》这两份理论刊物，因而“拉普”后期的代表人物又被人们称之为“岗位派”。“拉普”的领导人是阿维尔巴赫，他在领导“拉普”的工作中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但是，“拉普”所奉行的某些错误路线，也大都与他的褊狭认识相关。“拉普”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将文学创作等同于必须按时完成进度的生产任务；他们大搞宗派主义，无情打击文艺战线上的一切“阶级敌人”。20年代中期，“岗位派”与当时身居要职的托洛茨基展开一场争论，论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能不能建立本阶级的文艺，以及靠谁建设和怎样建设？这场争论像其他的同类争论一样，也没有分出胜负来。

诸如此类的文学争论，终于导致俄共中央在1925年作出了一个《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这份决议要求以“宽松的态度”对待中间派作家，提倡各个文学团体之间的“自由竞赛”，反对对文艺进行“行政干涉”。然而，这一决议本身却开创了一个“行政干涉”的先例。数年之后，在官方需要文艺界用一致的声音服务新现实的时候，苏共中央便颁发了《关于文学艺术组织的决议》（1932），强制性地解散了所有文学艺术类团体，苏联文学从此也就步入了一个相对一统的时代。

第三节　侨民文学

十月革命后，共有约一千万人逃离革命后的俄国，在他们中间，就有大量或主动或被迫地离开祖国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数竟如此之多，据说在一艘驶离彼得堡的客轮上装的就全部都是哲学家和文化人，人称“哲学之舟”。在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中间，也有许多著名作家，如布宁、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他们落脚在巴黎、布拉格、柏林、贝尔格莱德以及我国的哈尔滨、上海等地，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构成了俄国侨民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家大多为白银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在流亡的状态中坚持对文学的忠诚，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创造的激情，在异域的土壤上营造出了一个个“文学俄罗斯”的文化孤岛。

让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俄国侨民文学这样一个文学现象竟然持续了下来，贯穿着整个20世纪，并相继出现了另外两个“浪潮”。20世纪俄国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沦陷区的一些俄罗斯人逃到了非交战国，战后又有一些人从德国的战俘营直接去了西方，这些人中，后来有一些人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相对于“第一浪潮”，“第二浪潮”的创作实绩和世界影响无疑都要小很多，而且，曾被目为“祖国叛徒”的他们，其创作也很难在祖国赢得共鸣。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样不幸的遭遇及其在文学中的再现，已开始进入俄罗斯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他们中的叶拉金、莫尔申等人，已被公认为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家。20世纪60—70年代，解冻之后复又出现的政治控制政策，再加上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许多作家感到压抑，因而流亡，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作家，他们在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浪潮”，其中的代表作家有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布罗茨基、季诺维约夫、阿克肖诺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沃伊诺维奇、萨沙·索科洛夫、弗拉基莫夫和多夫拉托夫等。

20世纪俄国侨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20世纪总共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中，就有3位是流亡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与此同时，侨民文学把俄国文学的火种播撒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扩展了俄国文学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俄国文学与世界许多国家文学之间的联系。20世纪俄侨文学的强大存在，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的俄罗斯同时并存着两种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这的确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罕见、很独特的景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是20世纪俄国文学进程的真实风景。

两种文学的分野和并存，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原因，但我们今天更值得去做的，就是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去观察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我们更倾向于将这两种文学并存的局面理解成一场独特的文学竞争，将20世纪俄国文学中这一奇特构造理解成同一枚文学硬币的两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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